兵团岁月—“天南海北”大融合 - 小草青青

兵团岁月—“天南海北”大融合 - [兵团岁月]

2007-11-28

Tag：知青天南海北融合

兵团岁月—“天南海北”大融合

上山下乡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有组织、远距离的城市居民大迁移（暂且不探讨迁移的原因），作为迁徙地之一的生产建设兵团，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青。不同城市，不同地区的人生活习惯不同，性格差异很大，而生产建设兵团则给不同城市青年的接触、友谊、创造了机会，为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平台。

68年7月，我到一师四团后，最初分配在九连，当时九连的成员主要是66年3月从军队集体转业的老战士和我们这些哈尔滨下乡知识青年。老战士一般来自农村，农民意识较重，“接受再教育”的说法，将知青置于被改造的地位，一些老战士对我们这些城市青年百般挑剔，乱加指责，如有同学保留在学校时的习惯，清晨起来做操锻炼，老战士竟把这当成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作风，他们振振有辞：有那抻胳膊蹽腿的闲功夫，不如干点儿活去；在他们看来，戴眼镜不是为矫正视力，而是“臭美”、“显摆”，一个老战士就曾指着远处的景物，煞有介事地问戴近视眼镜的我，“摘下眼镜，咋就看不清楚？”言外之意，戴眼镜者是“猪鼻子插大葱 —装洋相”。闭塞落后造成的偏见与误解随处可见，让我们啼笑皆非、无言以对，而误读并不仅只发生在城市来的知青与农民出身的老战士之间。

69年春季，连队陆续迎来了几批上海、天津的知青，地域不同，性格相异，虽然同是中国人，说话南腔北调，上海人一开口就“阿拉阿拉”，天津人张嘴就“嘛嘛”，除集体统一派活干活在一起外，大家平时的交往，仍旧摆脱不掉同乡地域的小圈子，相互间的隔膜悄然形成。哈尔滨知青最看不惯的是上海知青的“穷讲究”，每天收工回来，上海知青要从头到脚，里里外外换洗一遍，满满一缸的水不一会儿就被他们舀了个底朝天，难道他们以为这水是“自来”的吗？那是值日生辛辛苦苦从几百米远的井里一担一担挑来的啊！宿舍里、走廊上横七竖八晾着他们洗好的衣裤，进进出出都要从他们那些湿衣服下面穿过，叫人不胜其烦。另外看不惯的是上海人的“小气”，具有北方人的豪爽之气的哈尔滨知青探亲归来，把从家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撒，全屋子的人共同分享；而同是探亲返回，上海人只将所带的吃食中的一小部分逐个分发给室友们意思意思，余下的，细水长流，个人再独享几个月。其实，这些小事无关品行，全是生活习惯使然，而当时孤陋寡闻、少见多怪的我们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的不屑，还把它当做笑话闲侃。

慢慢接触多了，才发现上海知青的许多优点，其实，到我们九连的上海人素质不错，很能吃苦，并且非常自觉。很快地，他们就觉察到用水的挥霍所引发的怨言，虽然还是爱干净，勤洗换，但洗衣服过水的遍数明显少了，注意节约用水了。知道缸里的水来之不易后，他们争先恐后抢着去挑，像我们初次挑水时一样，扁担在她们肩头摇摇晃晃，挑到宿舍后，一桶水洒得只剩下一半，仍然毫不气馁。我们嘴上不说，从心底里，已经原谅了这些离家遥远，适应环境比我们更不易的上海知青了。有一次，一位上海女青年嫌我洗的被单“勿清爽”，主动要求帮我重洗，只见她拿出自己的大洗衣盆、搓板、棕刷子等一应用具，将浸在水中打了肥皂的被单放在搓板上，用棕刷子用力挨排刷过，经过“洗刷刷”后的被单，确实干净透亮多了，她的热心助人，她所带生活用品的齐全，她洗衣物的高超技巧，使我既惊叹又感激。
上海知青不仅劳动能吃苦，从不偷奸耍滑，而且多才多艺，仅仅十几个人，就能演出一台像模像样的节目，跳舞唱歌，吹拉弹奏，样样在行，后来才知道，以上海知青徐军为首的整个文艺小分队的成员，大多数分到我们连，九连这回可算是“藏龙卧虎”了，自此以后，连队业余文化生活变得活跃起来，文艺小分队的一场场演出，给我们带来了欢乐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“虎”与“龙”没有在九连“藏”多久，就被团宣传队几乎是“连锅端”地挖走了，我们情有不舍，但想到他们将在全团范围，为更多的知青战友演出更精彩的节目，想到他们才有所用、将大展宏图，我们由衷地替他们高兴。

有个上海知青夸我说的普通话好听，要求我教他们说普通话，我对嘀里咕噜、像外国语似的上海话也饶有兴趣，就说，干脆我们互教互学吧，于是，每天生活中又多了一项内容。他们教我说的上海话，我一般都能模仿，例如“阿拉”、“夜里厢”、“白相”等等，只是说得不那么地道，充其量只能算“洋泾浜”沪语。他们学说普通话，可就难多了，光“我是上海人中的“人”和“吃肉”“中的“肉”两个字，就饶舌绕了好几天，因为发卷舌音对他们来说很难。再就是一些语气词的用法，例如“呗”，他们会说，却往往用错了地方，竟然发出过“你吃饭了呗？”的经典问句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不过，他们那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别有韵味，还是很好听的。互教互学的显著成果及闹出的笑话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不禁会哑然失笑。

天津青年来时，连里让我当他们的班长，于是，每天都能听到他们拖着长腔的“班长(bǎn zháng)”的称谓，天津知青待人客气多礼，处事比较圆滑，对我这个资历较浅的小班长的工作非常支持，积极配合，使我克服了"新官上任"的胆怯与不安，很快便进入角色。不过我这个芝麻绿豆官并没做多久，与天津知青的交往时间很短，还没到“友谊地久天长”时，一纸调令，就把我派到新建的十七连去了。
我在连队工作时，北京知青还没有来，因此，我与北京知青没有直接打过交道。但是，留在九连，先后提拔当了连排长或指导员的哈尔滨老同学，与北京知青相处甚好，他们之间已不仅是上下级，领导与被领导，而且私交亲密，这份情谊一直维系到21世纪，不但成为“世纪交”，有的甚至成为“世交”（其交往延续到老知青们的子女）。

七十年代初，文革停工停产的恶果和我国原有的商品流通体制的阻隔，日用工业品匮乏，买许多东西要托关系，走后门，相处和睦、感情融洽的各地知青，利用探亲的机会相互代购紧俏商品，成为兵团知青及其家人日用品来源的一个补充渠道，上海货因其物美价廉而誉满全国，因此，回沪探亲的上海知青的采购任务最重，糖果、肉松、衣料、的确良衬衫、各种时髦玩意儿无不列入他们的采购大单，天津的拉毛围巾、时兴服装，也大受女知青们的青睐，知青之间的团结互助无意中促进了各地日用商品的大交流（当然，这与90年代以后的招商引资不能同日而语）。边疆几年的风吹日晒，衣物用品的全国范围采购，装扮上的各取所长、互相影响，此时的各地知青，早已“打成一片”，实现了全方位的融合、同化，人们已很难再从外表上分清哪个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哪个是天津人或哈尔滨人了。

再后来，知青谈婚论嫁时，地域已经不是择偶的障碍，于是，上海知青成为哈尔滨人的女婿，北京知青做了天津人的儿媳妇，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。优生学告诉我们：男女血缘关系越远，他们生下的后代就越优秀，许多跨省结合的知青战友，子女学业有成，特别优秀、特别出息，是否与他们远距离的通婚，有点儿关系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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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xxsxbj 发表于09:10:16 | 编辑 | 继续话题 | 转发 | 分享　0